第22部分 (第1/4页)

    北京大学造反派的头子聂元梓得知人民大学的造反派要批朱之后，生怕在批朱中抢不到头功，便立即召集北京大学造反派开会，在会上扬言要揪斗朱德。

    会后，聂元梓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康生摸底，老奸巨猾的康生授意她继续行动。

    聂元梓心领神会，胆子就更壮了，立即组织班子，连夜编造批朱的文章，然后通过造反派办的《新北大战报》，赶印了50万份，散发到全国各地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，中国作家协会里的造反派从刘白羽家里抄出了他1941年在延安写的《朱德将军传》手稿。

    聂元梓听到这个送上门来的信息，格外惊喜。

    她立即下令印刷厂加班加点，赶印出《朱德将军传》200部，作为批朱的炮弹，发向全国。

    2月初，人民大学造反派发起成立“揪朱联络站”，有北京大学、高级党校、地质学院、中监委等十几个院校和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参加，贴出通告，扬言要在北京召开全国性的万人大会　，彻底批倒批臭朱德。

    当周恩来得知一场更大规模的倒朱运动正在迅猛发展时，他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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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十八、威不可屈的“红司令”（3）

    毛泽东听后，明确指示“朱德不能批斗，他是红司令！”

    周恩来把毛主席的指示，在召开批朱大会的前一天，让秘书通知了戚本禹，特别强调要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，必须取消批判朱德的大会。

    接着，他又亲自找戚本禹谈话，十分严肃地指出他支持造反派批斗朱德的行为是错误的，并向他复述了毛主席讲的朱德是红司令，不能批斗。

    由于周恩来的干预，批斗朱德的万人大会才没有开成。

   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

    朱德没有被打倒，林彪、江青、康生等贼心不死。

    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，他们加快了打倒朱德的步伐。

    一面指使首都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成“揪朱兵团”南下，去朱德家乡四川省仪陇县“造反”；一面派人到全国各地搜寻轰击朱德的“炮弹”。

    1968年7月，康生别有用心地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、候补中央委员，搞了个“分类名单”，把刘少奇、邓小平等89人列为“特务”、“叛徒”、“里通外国分子”、“反党分子”；把朱德、陈云等29人列为“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”；此外，还有“靠边站的”7人，有病的3人，去世的28人，只剩下37人（名单中漏掉了林枫和黄克诚）。

    被打入另册的前两项加起来，要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61％。

    可见其用心之险恶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公安部长谢富治秉承江青、康生的指示，抽调了700多人在公安部搞所谓清理历史档案。

    他非常明确地向参加清查的人说：“清档，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。”

    在这一篡党夺权的思想指导下，他们先后整理出了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材料，还整理出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的400余件材料，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假错案，手法之卑劣，令人发指。

    在“文革”中，真是“奇事天天有，一天更比一天多”。

    就在这一年的11月，北京街头，突然出现了几张署名为“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”的传单，说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。

    林彪、江青等一听到这件事，不仅不紧张，反而兴奋异常、欣喜若狂。

    原来，他们认定这同被批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，认为是天赐良机，可以作为打倒一大批的突破口，便立即下令公安部，不惜用一切手段，尽快破案。

    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披挂上阵，布下天罗地网，发誓“不破案不收兵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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